海安境内的“野三旅”始末
夏俊山
“野三旅”的由来
“野三旅”全名为“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据该旅旅长张星炳所著《苏北挺进第七纵队抗战实纪》(民国史料，影印件，无出版日期)一书记载，这支部队曾在海安县境内驻扎，活动。该书围绕自己经历的一些战役来写，共分24个章节。全书从“南通守城战役”写起，至“东台谢家庄战役”收篇。其中，第五章为“油坊头战役”；第二十三章为“墩头、鹿汪、西舍战役”。“油坊头”在海安南屏乡，今属海安开发区。墩头、鹿汪、西舍均在海安西北，鹿汪如今为墩头镇的一个村。
对“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不少文章称之为“保三旅”，而海安民间通常称之为“野三旅”。至于为什么在“三旅”前面加一“野”字，有人说，这是因为部队不守军纪，很“野”；也有人说，该部队属杂牌军，是百姓眼中的“野鸡毛部队”，所以称“野三旅”，还有人说，这支部队隶属过国民党韩德勤部，李长江部，陈泰运也曾以“师长”引诱，被张星炳拒绝了。该部队游离于共产党、国民党、“和平军”之外，没有明确归属则为“野”。
解说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却表明了“野三旅”的一大特点：该部队很复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沈云龙（1909-1987）系东台县安丰镇人，他在《哀苏北》一文中论及张星炳的“保安三旅”时，就认为该部队：“半属散兵游勇，半属地痞流氓，枪支来源则搜索民间，或系战时所散失，故系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在“三旅”前加一“野”字并无不当。值得探究的是：这支部队是怎么发展、壮大的？它与新四军“联抗”部队有关系吗？
1940年10月10日，“联抗”部队在海安西部重镇曲塘正式成立，该部队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司令黄逸峰在回忆文章中屡次写到海安境内的“野三旅”，黄逸峰称之为“张三旅”。这一称呼，无疑与该部队的关键人物张星炳有关。
有资料说，张星炳是山东济南人，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五四时期，他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但“四·一二”之后，革命转入低潮，张星炳日趋消极。在洛阳军事干部洲练班受训后，他被分到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独立大队任副大队长。不久升任南通专署少校军事参谋，独立大队随之变为专署的卫士连。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攻陷上海，由狼山登陆进攻南通，张星炳让小自己4岁的老乡胥金城率卫士连抵抗，失败后，卫士连撤至如东掘港。1938年3月，南通城沦陷，各地抗日游击队蜂起。张星炳、胥金城也在掘港打起抗日旗号，招兵买马。当时，掘港有几名共产党员发起成立了“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其成员张遗是上海美专毕业生，思想进步。胥金城住在青年张遗家中，与张遗经常交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张星炳率部队移防，“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加入了张星炳的部队，张遗在胥金城手下担任了连部的上士文书。
张星炳收编地方武装，又收容了一些淞沪战役流散的士兵，扩充为卫士二连，至1938年春，他的部队已经扩充到一千余人，被韩德勤收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三团。1938年秋，奉韩德勤之命，张星炳率部先驻防角斜、栟茶一带，继而进驻姜堰、曲塘等地，后又调至高邮。为了扩充实力，张星炳一直不断收容、吞并小股武装，购置武器，人员很快达到五千之众。辖有主力第三团、补充团和十多个新兵连。1939年年底至次年初，张部在樊川整编，经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批准为“江苏省保安第三旅”，张星炳晋升为旅长。编制有第五、第六团和补充团共三个正规团，以及旅直属机炮连、特务连、卫士连等。
1941年年底，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无力顾及苏北，张星炳得以休养生息，并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一时间，兵力逾万人。在泰(县)、东(台)、泰(兴)一带的三角地区，它控制着原属东台县管辖的五、六、七、八、九共五个区，司令部设在六区的杭家堡。胥金城率第二总队(辖一、四两个支队)，驻扎在东台一、五、六区一带，当时，海安的西北的墩头、鹿汪、仇湖等地隶属东台，是胥金城部队的驻扎地，海安境内的“野三旅”即由此而来。
扑朔迷离的厮杀
1941年春，联抗部队北上军部进行整训，驻扎在东台时堰的野三旅趁机进入海安西北的仇湖、墩头，并多次袭击我留守部队。，整训结束后，联抗部队于10月中旬回防原地区。面对复杂的局面，在新四军一师一旅和苏中三分区部队援助下，“联抗”决定严惩野三旅。查江苏省档案局编的《江苏党史资料》第二辑，有《打击顽固派保安三旅》一文：“顽军中以保安三旅张星炳最为反动。张顽趁我北上整训之机，侵占我墩头、鹿汪、周家溪、姚家簖以及海北地区的道士桥一带，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群众深受其害。面临这一情况，必须首先打击顽保安三旅的反动气焰。……1941年11月下旬，在新四军一师一旅和苏中三分区部队援助下，联抗四大队一中队攻打墩头歼顽一个排，四大队二中队围攻周家溪，俘顽一个排一个班，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支，击沉敌船一艘。这次战斗，四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茂荣不幸牺牲，12月22日夜，联抗再次向鹿汪、周家垛张顽进袭，张顽不支，撒出鹿汪、周家垛和墩头据点，仓皇向北溃逃。从此，收回到了北部地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而张星炳则有如下记载：
30年12月21日
墩头鹿汪西舍战役经过概要
一、战斗前彼我形势之概要
匪军长陈毅集结最精锐部队第一旅第一、二两个团，及泰兴警卫团，更配合匪联抗黄逸峰部四个大队，共4000余人，于12月21日4时，向我墩头鹿汪姚家簖施家溪西舍周垛等阵地猛烈进攻，我第十六团及补充第二团由副指挥官胥金城指挥，予以猛烈打击。
二、我军企图
我军抱定：沉着应付，予匪以猛烈打击，粉碎其妄图消灭抗战部队之迷梦。
三、敌我兵力布置及敌主管姓名
匪军长陈毅，率匪第一旅粟裕部第一、二两团，及匪泰兴警卫团，暨联抗黄匪逸峰部四个大队，分向我墩头鹿汪姚家簖施家溪西舍周垛等阵地猛烈进犯，我第十六团及补充第二团各部队固守上列个阵地。
四、战斗经过
廿一日晨4四时，匪首陈毅亲自指挥匪粟裕第一旅第一、二两团，及匪泰兴警卫团，以二个连佯攻施家溪，两个营佯攻鹿汪，两个团猛扑我指挥机关所在地之周垛，企图击溃我军主力。自晨至夕，猛攻肉搏达17次之多，后经我派兵一个营出击，匪不支退至鹿汪西南里许集中，迄晚8时，复进攻我鹿汪主要据点，激战彻夜，至廿二日晨5时半，我再出击，匪遭重创，遂向曲塘方面溃去，同伙黄逸峰部四个大队，于廿一日上午1时进攻我墩头据点，并以小部队牵制姚家簖，使墩头陷于孤立，先后进攻廿余次，伤亡惨重。激战至22日晨7时，经我派队出击，该匪不支，纷向奶奶山溃去。
五、战斗成绩
此次战斗结束，匪军在各阵地前遗尸62具，拖回者百余具。内指导员及官长甚多，伤者100余人，共计伤亡400余人。本部阵亡分队长1员，副官1员，士兵5人，伤士兵7人，夺获轻机枪4挺，步枪78支，子弹90余发，未炸手榴弹千枚，重要文件多种。消耗步枪弹9700发，手榴弹1240枚。
两则资料，敌对情绪鲜明。前一则资料，称敌方为“张顽”，评论是“最为反动”“ 奸淫掠夺，无恶不作”，最终似乎是我方胜利辉煌。后一则资料，日期用民国纪年，“30年”即1941年。写我方，张星炳用了若干“匪”字，结局似乎是我方惨败。
偏信则暗，兼听却未必“则明”。当然，了解这段历史还有其他途径：鹿汪人周金国（南芗子）著有《联抗英雄传》，书中写了龚茂荣牺牲的情景。周金国告诉笔者，当时，父亲周宗洪目睹了龚茂荣的中弹牺牲，时间是冬至（12月22日）凌晨。炮楼距他家不远。据周宗洪等当地老人回忆，这次战役之后，野三旅收缩到周家垛据点，直到1943年被日伪打垮。此战结束后，“联抗”政治部主任彭柏山给妻子朱微明的信中写道：“从前，我懂得：不能领导战斗胜利，一切都是空的；今天，我更懂得：掌握战斗，而不能获取战斗的胜利，就等于犯罪。因为战场上的斗争，是人类斗争的最高点，一念之差，即足以毁灭自己。所以，有些事可以大意，而对于战争．却不能有丝毫的疏忽。然而麻木者，并不知道痛苦，所以医生施行手术，必须用麻醉剂。反之，真正的痛苦。就只有清醒的人，才能体会。此刻，我是清醒的，所以这痛苦。也就让我来细细地咀嚼了。”“因为我是革命战士，我是不可能也不应放松我的责任的。这一次战斗，对于我，便是这样的教训。”（录自《战火中的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版)信后注明：“1941年12月26日，讨张顽战斗启。”遗憾的是，彭柏山的信只写战后的感悟与心情，始终未写战斗的具体情况。
“联抗”与“野三旅”的这场厮杀，具体情况扑朔迷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交战地点鹿汪、姚家簖、周垛(周家垛)、西舍(西王舍)在墩头镇，施家溪在白甸镇。两镇均在海安西北。至于两则资料的真伪，战争年代，交战双方出于政治或军事需要，都有可能掩盖真相，而探究历史，个人觉得，我党官方的资料应该更加可靠。
争取胥金城起义
盘踞在海安境内的“野三旅”，成员较为复杂。其官兵主要是张星炳不断扩张个人势力，到处招募而来。
张星炳的《墩头鹿汪西舍战役经过概要》第87页附有一份《墩头鹿汪周家垛战役阵亡官兵姓名清册》，从记载看，3人阵亡于鹿汪，分别为：九班下士沈启良，26岁，海门人；一班上等兵余世珍，25岁，泰县人；以及二中队周益艺，22岁，如皋李堡人。3人阵亡于西舍，分别为：少尉分队长葛焕光，南通石港人；上尉副官黄良谋，39岁，泰县薛家垛人。上士文书黄万林，20岁，泰县薛家垛人。1人阵亡于施家溪：六班一等兵李筱世，21岁，江都七区人。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野三旅”的官兵多数来自海安周边地区。
有资料表明，“野三旅”鼎盛时期官兵逾万人，司令部设在兴化杭家堡，海安的“野三旅”为副旅长胥金城的部队，胥金城将“司令部”设在鹿汪北边的周家垛。正副旅长分设“司令部”，很可能存在矛盾，这是我方分化“野三旅”，争取胥金城起义的有利条件。
胥金城其人，据《山西通志·第四十八卷·人物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1年5月版）记载：“胥金城(1908—1993)，山东阳谷人。因家境贫寒，14岁到直系军阀部队当兵。他靠打仗勇敢，善于带兵，升任到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副司令。民国23年(1934)夏，在中共地下党员尹夷曾的引导、帮助下，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曾多次帮助掩护共产党员开展工作，并安排中共党员郭琛任他的随身秘书。抗战爆发后，次年3月，日军侵占江苏南通，胥金城率部抗击，在苏中、苏北广大的平原水乡不停地打击日伪军，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
胥金城与共产党人有这样的“渊源”，加上1938年3月南通沦陷时，胥金城北撤掘港，与张遗建立了友谊。于是，1942年春夏之间“联抗”暗中派张遗跟胥金城的部下郭琛联系。当时，“保安三旅”番号的已经改为“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张星炳自任司令员，司令部设在兴化县的戴南杭家堡，张焜甫任参谋长，辖两个总队、四个支队，拥有东台、泰县、兴化三县交界处的二十多个乡镇。胥金城任副司令员，驻扎在海安周家垛一带（当时墩头、仇湖属东台第五区）
张遗在前往胥金城部的途中，被张星炳部下发现，遭到查捕扣押。胥金城得知张遗被作为可疑人员扣押后，亲自出面跟张星炳交涉，张遗方才获释。张星炳虽然让手下释放了张遗，但这件事发生后，他更加怀疑胥金城跟“联抗”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为了完全架空胥金城，张星炳决定部队调防：将自己信任的三团安插在胥金城部与“联抗”之间，以割断双方的联系。将胥金城的四团调至自己的驻地，由自己直接指挥。同时准备以请胥金城帮助训练为由，让一团、二团互换防区。胥金城意识到，张星炳的这一决策如果得到实施，自己将成为没有兵力可用的“光杆”司令，他想摆脱张星炳的控制，寻求新的出路，与张星炳进行了面对面的抗争。
胥、张的矛盾与斗争趋于公开。了解到这一情况，苏中区党委粟裕、叶飞于是再次派张遗前往胥部。张遗跟胥金城畅谈抗战形势，晓以大义，见策反条件已经成熟，就明确告诉对方苏中区党委和粟裕师长的指示：如有紧急情况，可先把部队带到相近的“联抗”地区，张遗还详细说明了与黄逸峰的联络方式。
张遗的及时活动，为胥金城率部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野三旅”的末路
胥金城敢于跟张星炳分庭抗礼，张星炳意识到，胥金城很可能早已被“赤化”。除害要趁早，养虎必遗患。“1943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七纵队(原第三旅)司令张星炳排除异己，勾结东台、溱潼等地日伪袭击抗日态度坚决的该部副司令胥金城驻地，妄图将其歼灭”（见 《江苏革命史词典》 叶绪昌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出版）。
张星炳企图一举歼灭驻扎在海安西北的胥金城，胥金城的部下，三营营长肖士魁与张星炳有亲戚关系。战斗打响前，肖士魁可能得到消息，把三营拉到东台去了，避开了这一场恶战。胥金城的主力主要是一营。这时，一边是东台、溱潼、时堰的敌人一齐压来。傍晚时分，胥金城与自己的主力一营，不幸被团团包围在北朱庄。机枪、炮火不断对着北朱庄疯狂扫射，激烈的战斗从天擦黑一直打到天亮。一营顽强抗击，但终究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这伤亡惨重，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胥金城意识到只有投奔新四军才有活路，于是下令：各部分头突围到周家垛集中，然后撤入“联抗”的防区。
分头突围，部队被打散。最后，突围到周家垛的“野三旅”官兵只有七百来人。胥金城召集他们，开了一个全体人员会议，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危机，并宣布脱离张星炳，同新四军联合抗日。接着，胥金城又召开了营、连、排长会议，具体研究行动部署。决定先派郭琛到“联抗”找黄逸峰联系，然后向“联抗”防地转移。
郭琛原是“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民运部下设的宣传组组长郭琛，早在1938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星炳吞并“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之后，党要求郭琛留在张星炳的部队。郭琛在胥金城部担任了营政训处主任。“联抗”与郭琛暗中建立了联络关系。通过郭琛影响胥金城，等待时机进行策反。这一次，郭琛按胥金城的指令，在李家窑找到了“联抗”司令黄逸峰。与黄逸峰、彭冰山，等一起商量后，郭琛当夜赶回，胥金城立即传令部队集合，分两路转移。
胥金城率部投奔“联抗”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察觉，他们拚命“追剿”，新四军“联抗”部队主动配合胥金城部，在墩头与追兵展开了战斗。胥金城部成功地摆脱“追剿”后，新四军将胥金城的队伍收编为苏中二分区特务一团，任命胥金城为特务一团团长。
胥金城率部起义后，黄逸峰曾派郭琛去争取张星炳，但张星炳顽固不化。1943年11月，粟裕师长又派张遗、胥金城一起与张星炳会谈，以期最后争取张星炳，张星炳不为所动。对顽固派，只有发起歼灭战。1943年11月23日，张星炳残部被我方全歼，张星炳只身化装逃脱，流落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来，据说张星炳退役去了台湾，在台湾桃园小学教书，最终死在台湾。
曾在海安境内屡次作战的“野三旅”彻底画上了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比张星炳小4岁的胥金城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军区顾问。1993年7月26日病逝于太原。网上查阅，胥金城葬于太原市黄坡烈士陵园，身份竟然成了“老红军”。张星炳在兴化市史志办的“革命年代党史大事记”中误为“张丙星”；郭琛在多种史料中误为“郭深”。至于“野三旅”的消亡，有的说“1943年，日寇对控据在兴南时堰、溱潼一带的国民党保安第三旅进行‘清剿，旅长张星炳是反共顽固派，军无斗志，临战溃败。副旅长胥金城决心抗日，于危急之际，率部起义，要求参加新四军。（见《兴化人民革命斗争史略》570页），有的说“1943年4月，日伪‘扫荡’兴东泰北区，盘踞在仇湖、时堰等地区的顽保安三旅张星炳部被击溃，该部副司令胥金诚率部起义，参加新四军。并与其他部队一起改编为第七纵队。”（见2005年《海安年鉴》337页，方志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还有的说“顽军张星炳在一九四三年初被我消灭后，三、四月间，伪军配合日军清乡、扫荡，在仇湖的西南墩头构筑工事。‘联抗’一举拔除了这个据点，收复广大农村，建立仇湖、时埝两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见《战火中的书简》。彭柏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35页注①）。
由于各种资料的谬误与矛盾之处太多，笔者写作此文，主要参考了以下资料：《江苏省志·国民党志》。（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月出版）张星炳《苏北挺进第七纵队抗战实纪》(民国史料，影印件，无出版日期)；《胥金城率部起义情况综述》。（《江苏党史资料》1987年第4辑。）《胥金城将军抗战在苏中》(《江苏地方志》2007 年第5期)；《新四军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联抗四年》（中共海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著）《回忆1943年反“扫荡”中新四军对苏北挺进军的支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粟裕文选》（第1卷）（粟裕文选编辑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