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地方戏百花苑中出现一支奇葩——南通童子戏,这个脱胎于当地巫觋祭祀礼仪的新剧种一经走上戏剧舞台,便以其颇具原生态的粗犷表演及其高亢跌宕、不拘一格的唱腔引起世人关注,并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近几年,国内诸多民俗学家对南通童子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且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把她视作当今中国硕果仅存的傩戏的一个流派。
笔者认为,研究南通童子戏,必须从它的源头——起始于上古时代的“巫”,和巫觋祭神活动说起。
童子戏分布区域及形成的历史渊源
南通童子戏分布在通州区中西部及其周边地区(含如东、如皋及港闸区部分地区),涵盖地域人口80万左右。这一带系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气候温湿、土地肥沃、河网密布、盛产粮棉,属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全部为汉族。
一千五百年前,通州这块土地还湮没在汪洋大海之中,据地方志记载,这个江海门户直到南北朝时期的梁代始出现几片沙洲,其中有名可稽的是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浮在海上的沙洲逐渐与大陆涨接,五代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通州始有建置,辖静海、海门两县。
成陆之初,最先踏上这片土地的却是朝廷流徙的犯人,世称“流人”。因为这里水天茫茫,荒莽野荡,生活极为贫瘠,是个流放朝庭钦犯的理想之地。嗣后,又有周边地区百姓相继迁入落户,从事制盐、农耕、渔桑、经商等行业。通州古称崇川福地,凭借风调雨顺、通行八方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这一带很快成为人口稠密、市廛繁荣的富庶之地。
由于四方“流人”的迁入,也把外地的巫风(主要来自楚越之地)也带了进来。据明《万历通州志·遗事叙》载:“潘烂头,名桂源。后周显德间侨居城南。善驱役神鬼。一日乘醉如厕,书符占将。”这个外号“潘烂头”的外地流人是通州史籍中最早出现的巫人,当为通州童子的鼻祖。至明代中后期,通州民间的童子活动已十分活跃,官府亦有禁令,据《嘉靖通州志》载:“民庶祭先祖,岁除祀。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祈于先祖。巫觋扶鸾、祈圣、书符、咒水”官府视之为旁门左道而加禁止,但民间却仍禁而不绝,甚至大有蔓延之势。“通俗尚鬼,喜淫祀。万历四十四年(1616)城隍会上,装饰诸魑魅魍魉之状,游行于衢市,易人於幽冥。”可见当时就有规模宏大的“童子会”了。
到了清代,童子会已遍及城乡,这在文人作品中时有描绘:“万宝秋成祝满仓,村村赛鼓觋巫忙。”(《海陵竹枝词》),另有“沙田万顷似鱼鳞,社日年年赛神灵。”《崇川竹枝词》到了民国年间,作为童子戏的一翼——女童子艺人异军突起,十分活跃,负有盛名者为通州东乡麻虾子榨的戴等姑娘与白蒲东北乡的朱莲子。据时报载:戴等姑娘发刀会(童子会的一种)“赤脚攀登织布机刀绑成的刀山,至顶上唱淫词亵曲,观者如蚁。”(《通海新报》)显见,戴等姑娘是个闻名遐迩、身手非凡的女武童子。
到了民国年间,巫人活动已由单纯的家庭祭祀、祈福消灾向民间戏剧活动发展,参加演出的巫觋动辄多人,观众成千上万。兴仁乡发刀会“延聘巫觋男女两人,在织布机绑成的刀山顶上唱淫词亵曲,锣鼓喧天,一般农愚村妇儿童,奔观如蚁。”(《通海新报》)民国十年(1921年)秦灶乡童子艺人徐长元、受京徽戏演出影响,自购戏服,组织人马演出《唐僧取经》等剧目。
童子戏活动在通州及其周边地区所以绵延不绝,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原因:(一)成陆之初的通州是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农耕不发达,主要经济依赖盐业生产,旧时朝庭时流放囚犯于此地强制劳动,以后才有八方居民迁移至此,人们希望通过乞求神灵庇
祐
的方式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存质量,而童子戏的驱妖除魔、祈福消灾等功能符合人们的心理愿望,遂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寄托。(二)古通州民间娱乐活动极为鲜见、一般劳动人民与戏剧无缘,童子戏表演艺术虽然简单粗犷,但它熔说唱、舞蹈、杂技于一炉的表演形式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喜闻乐见的民风民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得以世代相传。(三)南通由于移民众多,四方杂陈,南北交汇,语言也有吴语及南通本地方言(江淮语系)之分,这种复杂的方言因素,造成使用南通本地方言的“上童子”在南通部分地区拥有一批忠实的观众群。
童子戏是由宗教祭祀演化而成的地方戏
南通童子戏现在归属于江苏的一个地方戏剧种,它是由古代通州民间的“上童子”、“童子会”等宗教祭祀仪式演化而成的,发展轨迹至少亦在千年以上。这一点,以上已经有所阐述。
通州民间“上童子”,它的基本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上童子”为一家一户举行的驱妖除魔、治病消灾的宗教仪式,以规模大小分为“化兰门”、“度关纸”、“小金堂”、“三表三圣”、“三表五圣”、“五表七圣”、“七表九圣”、“九表十三圣”等多种。其中“化兰门”最简单,只需一种童子,过程简单;而“九表十三圣”规模最大,需时三天三夜,参加的童子则有数十人。至今通州民间像“九表十三圣”此类大规模的上童子仪式已不多见,常见的则多是过程较简单、参与童子较少的几种类型。
“童子会”,亦称消灾胜会,是民间集体进行的一种消灾祈福的活动,规模较为宏大,一般由“会头”组织,资金来源于民间筹集。可根据节气、时令、地区、行业、天灾人祸等分别取名如玉皇会、都天会、东岳会、观音会、老爷会、盂兰会、青苗会、丰收会、天旱龙王会等等,名目繁多。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通州“庙会”的实际内容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此类大型童子会活动已极罕见。
1957
年,南通地区成立了第一家童子戏剧团,冠名“通剧”。至此,孕育了千年以上历史的南通童子戏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江苏众多地方戏中的一个成员。童子戏主要演出古装传统戏,主要剧目有《李兆庭》、《陈英卖水》、《秦香莲》、《唐僧取经》、《郑三郎》、《九郎救父》等,其中有童子艺人自编的剧目,亦有移植其他地方戏剧目。
南通童子戏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起源于“以舞降神”的巫觋演唱,与本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相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传统戏剧。
童子可分文童子、武童子两种。文童子以念唱为主;武童子(相当于一般戏曲中的武生)的表演形式融杂技、气功为一体,表演惊险刺激。
童子戏的艺术特征
鉴于南通童子戏(通剧)脱胎于巫觋演唱,这就使其产生了既古老又年轻的双重属性,并在表演艺术上有着区别于江苏其他地方戏的明显特征,其艺术特征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唱腔高亢清亮,主要分七字腔、十字腔两种,又可细分为悲腔、圣腔、行腔等,唱腔变化相对较单调。但因为唱词、道白均由南通的俚俗方言组成,因此易被一般观众(尤其是生活在农村、文化层次较低的观众)所接受。
(2)、乐队伴奏的乐器全部为打击乐,无丝弦。主要有大锣、小锣、挥锣、闹钵、大鼓、小鼓、手鼓。最大的鼓有两人合围大小,这在其他地方戏乐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伴奏乐器的形成和童子戏的演唱风格较为一致,相互匹配。
(3)、舞台设置没有过高要求,田间场头用几张方桌一拼即可,一出戏自始至终,一般不拉大幕,剧情自然连贯,它虽然缺乏现代戏剧舞台镜框式的规范,却体现了戏剧初始时期的一种原始性和粗犷美,颇具百戏杂陈的古风。
与童子戏伴生的文学现象
“十三部半巫书”是伴随着南通童子戏问世而出现的一种珍奇的文学现象,是一部由《闹荒》、《袁樵摆渡》、《陈子春》等“十三部半”互有关联而又独立成篇的传奇故事组成的长篇歌谣,全书有一万五千余行,有排列整齐的七字句、十字句两种句式。它因为主要讲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他的贤相魏征的故事,故除有“神书”之称外,亦称“唐书”。“十三部半巫书”从形成到现在,穿越了上千年的历史风雨,完全靠童子艺人的师徒相授、口口相传,完整地保留至今,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从现存的“十三部半巫书”文学本看,我们不难发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特点:(1)全书充斥着神仙鬼怪、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2)这些故事侧面反映了农耕社会的现实生活和阶级矛盾,例如故事中屡屡出现的摆渡、卖卦、进瓜、借马、闹荒、赌博、屠宰等生活场景;(3)童子心目的英雄(唐王、唐僧江流儿、魏九郎、郑三郎等)都有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神功绝技,但这与其说是在夸耀这些被夸大或虚拟的古人,毋宁说是童子在自诩具有神、鬼、人三界游走、无所不能的超人本领。
而今天,我们研究南通童子戏,也必然会涉及到“十三部半巫书”,拿今人的眼光看,它无疑是汉民族文学宝库中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十三部半巫书”的出现,为日后童子戏的正式问世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巫书”中的许多故事,如《陈子春》、《唐僧取经》、《魏九郎请神》、《郑三郎》等均已搬上童子戏舞台,久演不衰。
“十三部半巫书”的出现,无疑也为日后的南通童子戏描上了一笔厚重的文学色彩。
南通童子戏的重要价值
(一)学术价值
南通童子戏是目前我国傩文化中遗存不多的一个分支,溯源已有上千年历史,迄今仍保存较为完好,是研究傩、傩舞、傩戏的重要资料,曾被中外专家誉为“戏剧活化石”。1989年,通州市文化局曾摄制专题片《南通童子戏》参加1989年上海国际舞美艺术节,受到来自苏、美、英、法、日本、西德等国家、地区80多位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
(二)社会价值
南通童子戏与我国众多的地方戏一样,上演的剧目主题大致均可纳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范畴,潜移默化地引导人心向善,所以童子戏又有“劝世文”的别称,这样的归旨和我们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方向是一致的。人们从虚构的角色和虚拟的故事情节中所受到的道德教育无疑是正面向上的、也是积极有效的。
困顿与出路
随着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出路和困顿均在意料之中,童子戏和其他许多地方戏一样,出现了诸多生计问题:观众群体锐减,生存状况不佳;艺人青黄不接,传人辈大多年事已高,而年轻人又不屑再操此业,因此人才链出现断裂;因为经费紧缺,导致剧本创作维艰,新戏难上,旧戏乏善可陈,剧团装备也难以更新等等。
童子戏全盛时期,光通州就有十多家民间剧团在乡野流动演出,而今维持正常演出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两三家而已。前一段时期,我们对童子艺人(传人辈)作过一次较全面的排查,全区排列出19名从艺几十年的老艺人,他们的年龄均已在70岁以上,传承状况并不理想。
针对童子戏面临的种种困境,我们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采取多种抢救、保护措施,使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快地恢复艺术青春:
(1)、我市已连续举办过多届童子戏会演,产生过一定的轰动效应,这对巩固、发展演员队伍、使老艺人的技艺得以薪火相传均起积极作用。
(2)、建成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创作水平的童子戏研究专家及编剧作者队伍,定期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
(3)、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早在1989年通州市文化局拍摄《南通童子戏》电视专题片,参加当年上海国际舞美艺术节,受到来自苏、美、英、法、日、德等国80多位学者、专家一致好评。2004年10月,南通童子戏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地方戏剧种赴韩国参加亚洲传统艺术节和第11届东洋艺术节,历时5天。
(4)2009年,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扶助下,通州成立了“南通童子戏剧团”迄今已在城乡演出了400多场。
(5)俟条件成熟,通州区拟建“南通童子戏博物馆”。
2007年3月26日,南通童子戏已正式列入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8月7日,南通童子戏已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南通童子戏这枝被历代文人誉为“唐朝遗留锣鼓响,锣随鼓隶乡人傩”的古老的戏曲奇葩一定会焕发青春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