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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民俗节庆活动与公共文化服务

发布日期: 2014-12-31 访问次数: 字号: [ ]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民俗节庆活动?
回答是:凡属民俗节庆活动,围绕的都是一个“和敬、和亲、和顺”的主题,企求的都是一个“天·地·人”和谐相安的愿景。
这种民俗节庆活动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虽然“博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其形成概属“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其性质既无法律条文的震慑力,也无规章制度的约束力。然而,就在这种倡和之间,“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于“俗随时变”之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达千百年之久。
其原因何在?一是它具有了倡和之间的群众性,二是它具有了上下心通的自觉性,三是它具有了故辙难移的习惯性。所以,历朝历代,上到君主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都是民俗节庆活动的尊崇者、参与者、传承者。时至今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到来,我们的中央领导,在除夕之夜,也是与民同乐,守岁拜年,观赏“春晚”,向全国各族人民恭贺新禧、互道吉祥。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务院重新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以往一年三个长假,被调整为两个,传统民俗节日的春节,不仅仍为“长假”,假日从年三十的除夕开始。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节日,各安排3天假期,让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踏青扫墓、思亲祭祖,让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透过一纸“放假办法”,传递给人民群众的信息是:中央对民间信仰、对民俗节庆、对传统文化的尊崇、看重。用汉代史学家的论说加以阐释,就是“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用当今时代的语言解读,说是“人性化的治国之策”,也不为过!
如果说,我们的读者认同了民俗节庆蕴含有和合基因,认同了倡引民俗节庆活动,将会在一定意义上作用于和谐社会建设,便是对“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的认同。那么,我们作为一介文化馆人,是不是可以在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执业行为中,也沿用“为‘文’之要,辨风正俗,最为上也”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之一策呢?我们以为可以。因为,如同上文所说,民俗节庆活动具有倡和之间的群众性,上下心通的自觉性,故辙难移的习惯性。公共文化服务有了民俗节庆活动的加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姿多彩融入了公共文化服务,从而使文化服务活动更加富有魅力。
那么,群众文化工作者又当怎样实践民俗节庆活动的倡引呢?
要以公共文化服务组织者的身份,围绕民俗节庆的和合基因,给予地域群众民俗节日的欢乐心境
有专家说:“快乐也是生产力”。这一判断源自对于“文化是软实力”的介定。但是在某些人的心目之中,对于“文化是软实力”的理解,往往停留在选用文化的说演弹唱形式,“对群众说明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的层面上,从而含混了宣传与文化的基本概念。忽略了文化软实力作用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协调发展,总是要经过人的自身思想、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对接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这种对接过程的前提,则是文化的审美诱发功能的发挥,并促使其受众最终获得对于“快乐也是生产力”的感受与领悟。
这种感受与领悟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影响、熏陶过程,其中包括了居家民俗节庆活动的启迪,也包括了个人对民俗节庆活动参与的体验。其间“仁”和“礼”的人生洗礼是历时久远的,也是终身受益的。民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其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此。海安文化馆人出于对民俗节庆的尊崇,选定于民俗节庆期间,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举办“欢乐送百姓”的广场文化活动,经过活动前期的调研和后期的回访,确立了节目编排、队伍组建、时间圈定的“三个百姓说了算”。这就为家庭举办、自我参与的民俗节庆活动,平添了一个社会给予的审美诱发机遇。去年起,为了扩大这一社会参与民俗节庆文化活动的审美诱发影响,海安文化馆人又和县广播电视台联办了全县第一个“海安电视‘春晚’”,请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于央视“春晚”开场一个小时之前便通过电视荧幕,向全县人民恭贺新春、祝福吉祥,和全县人民一齐起除旧岁、迎新春,在县境内营造了一个欢乐祥和的节庆氛围。
要以和谐文化建设者的身份,把握地域民俗节庆的个性,面向地域群众传播和谐的为人之道
和谐文化是全国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撑。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全党作出的明示。对于我们文化馆人而言,既是必当肩负之职能职责,更是借以展示自我文化作为的广阔天地。围绕民俗节庆践行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着力于和谐文化建设,就是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有效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因此,把握地域民俗节庆的个性,把构建和谐文化的理念寓于其中,理当引为一项要务。
南通市的通州市(现为区)位于古通州城区之周边,历史上接受古通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影响很深,城区一年一届的上元(节)灯会,一直办到上世纪80年代,市文化馆 “百鸟朝凤”大型灯展的声名,响遍江海大地。一位老人的南巡报告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多元化的景观带来了人民群众文化审美情趣和文化参与的选择多元取向,加上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古通州城区的上元节,也和端午节只剩下市民吃粽子、商家“炒”粽子,中秋节只剩下市民吃月饼,商家“炒”月饼一样,也只剩下了市民上元节吃元宵,商家“炒”元宵的“仅此一景”而已。以往在南通城里举办灯会的示范之下,古金沙、古平潮、古石港的上元(节)灯会,也从民俗节庆活动中逐步淡出了。今年的上元节,通州市的文化馆人,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策划上演了一台以构建和谐通州为主题的文艺晚会,同时在广场上悬挂了3000盏彩灯,以其声威浩大吸引了通州的广大市民,从观看央视春晚颁奖晚会的电视机旁,来到城市的中心广场观看彩灯展示和文艺演出。年长的市民面对火树银花般的彩灯惊叹地道出了“久违”,年轻的后生,则是对这一大放花灯的民俗节庆活动多属“面生”。舞台前,身穿羽绒棉衣的观众,面对不畏春寒、身穿薄若蝉翼般舞衣的演员形成了强烈对比,人们有感于他们“想到别人”、“快乐别人”的为人之道与和谐理念。一种“为构建和谐通州奉献自我”的赞叹,无一不在心目之中油然而生。这是民俗节庆文化的复苏,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奏效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浓重一笔。
要以民俗节庆活动参与者的身份,推进民俗文化的俗随时变,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已经被文化部列入了文化馆考核的条例之一,国家十一五计划实施以来,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安排在文化馆成立保护中心,并指令其对传承保护负有全责。文化馆人当然地成为了民俗节庆活动的参与者、守护者和传承者。对此,我们有过大批民俗节庆活动项目普查成果获得的欣喜,有过对某些民俗节庆活动的逐步淡出引发的忧虑,也有过民俗节庆文化活动传承中必然出现的俗随时变的心理准备与对策谋划。其目的是坚持用对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其中当然含盖了对民俗节庆文化事像促其在推陈出新、俗随时变的转换中,保存其符合促成“天时、地利、人和”的若干项目,并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海安县的文化馆人在传承“青苗会”中的演唱锣鼓书,用以娱人的选择,便是敦促俗随时变的一例。
在海安,“青苗会”作为一年一度大秧落地、农事稍闲时段的一个娱神娱人的民俗文化活动,与南通的僮子会只是“同宗”而不“同祖”。前者来自苏南沿江一线,后者源自江都、六合一线,都属“移民”带来的巫觋文化,而始于唐代初年。并有“五举闹东京”引出“九郎救父”的历史传说为事发之源头。其极盛时期的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已经逐渐从祭祀娱神朝向唱会娱人过渡,属于滨海、临江、跨河的海安农家以“祈求太平”、“喜庆全秧”的一种社会化节庆活动。其主题还是一个企望“天·地·人”的和谐相安,其中的“送太平”一段,更为广大农家所乐于接受,说唱“锣鼓书”一段,更为农村历来缺少文化的农民所向往。民谚中“六月六,家家带女儿回家过大伏”的“歇夏”,其中也有“看会”、“听书”的娱乐休闲。这一民俗活动自身的基本立意就富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因“左”的思想文化影响,而被废止。改革开放以来,海安西场一线、大公一线、里下河一线以及位于黄桥老区的雅周一线,“不行青苗会开坛祭仪,剪取锣鼓书坐台唱会”的“唱会”活动正在悄然而起。海安文化馆人对其以参与者身份介入,几经调研、著文,列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类项目,连同新编锣鼓书唱段收入“普查纪录”,并且鼓励执业人(昔日称香伙,今日称艺人)走“生产性”传承之路,做公共文化服务的自愿者。一位村支书给了这种文化服务一个极其通俗的比喻:“旧瓶装新酒”。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是启迪,是引领,就需要适变的、家酿的“酒”的刺激。只要是酒,新瓶与旧瓶不一定要讲究。但愿专家们、学者们、执业同行们予以认同。

(崔世莹 罗企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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