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红娘子

历史沿革及分布情况

　　民间长篇叙事歌《红娘子》，是歌谣之乡——南通地区的一支奇葩。它发源于南通市黄泥山脚下，流传于南通地区，在长江南岸也有不少播下的种子。长期以来，被广大读者讽吟和传诵。清朝中叶以后，有些商贾也曾雇人记录并刊印成书，但已多经删改，变成唱本，失去了民间诗歌原有的光彩。

　　追溯红娘子长篇叙事歌的源头，可以说自从有了红娘子便有了她的歌。从现有资料看，她不仅以巧著称（人民智慧的化身），而且是一位山歌祖师，传说中山歌就是由她创始和传下来的。

　　《红娘子》长篇叙事歌源自于生活，源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源自于许许多多红娘子短山歌乃至于劳动号子及民间小唱。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头文学创作，依靠口耳相传、代代承袭流传下来的，是具有原生态文化特质的叙事长歌。

　　红娘子这个人物，并非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而是人们虚拟、想象、概括出来的艺术典型，是人们创造的具有勤劳、善良、勇敢、聪慧品质的艺术形象，也是阿姐、阿妹、姐儿、小姐、奴奴、娘子等年轻女性的泛称。因此，其艺术形象特别鲜活，特别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传唱；还因此，红娘子的名字与形象深入到了广大地区的千家万户，深入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心目中，融化到了人们的情感、生活和劳动中。在乡间经常可以听到“东南风起暖洋洋，拔秧田里小红娘，拔好黄秧郎好莳，推开秧把粉花儿”等四句头的短歌，也常听到“红娘子本姓王”、“红娘子本姓焦”、“红娘子本姓罗”、“红娘子本姓董”、“红娘子本姓施”、“红娘子本姓陈”、“红娘子绣荷包”等中短篇关于红娘子的山歌。这些山歌在内容和情节上虽然与长歌红娘子不同，但它是母体性的，是《红娘子》形成的条件与基础，也是它的渊源所在。

基本内容及艺术特征

　　红娘子长歌1733行，其内容大体是：一日，红娘子在江边狼山望江亭放风筝与船工陈书仁相遇，两人通过对歌互叙衷肠，以后时常暗中往来。御史的儿子马公子见红娘子貌美，打伤船工陈书仁，抢走红娘子。乡人救出红娘子。红娘子上京城告状，马家借刀杀人，用“选美计”将她送进宫内。她要皇帝送十件礼物做聘礼，这些东西是世上根本找不到的，皇帝只好放她出宫。她悟到皇帝和公子是一号人，于是便投奔李自成的起义队伍。起义失败后，顺治皇帝登基，出了清官刘御史，红娘子再次告状，刘御史将马公子处死在现南通十字街南侧，当时曾建一遮尸亭，后被拆除。红娘子不仅敢抗恶少，还敢于蔑视皇上，这一长歌故事反映了红娘子乃至古代妇女的骨气和爱情观。她是一个追求自由，渴望美满婚姻，对爱情忠贞不二，不爱钱，不怕势，敢于和恶势力，甚至敢于耍弄皇帝佬儿的劳动妇女形象。红娘子这个人物含义厚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

　　《红娘子》长歌在演唱时声调高吭委婉，除了偶有盲艺自拉自唱，属于无乐器伴奏。起唱时是从一段铺描手法表现的引歌——奉敬话。这段“奉敬话”凸显了《红娘子》长歌生动形象、绘声绘色、含蓄风趣、引人入胜的演唱风格及地域特色。

　　《红娘子》长歌，在艺术结构上由三十一个歌段巧妙组成。它的结构特色是与它的情节分不开的，这种“珠串巧联”以红娘子和陈书仁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马家公子想占有红娘子为副线，主副交织成红娘子命运中的悲欢离合这个情节主干构成的，具体说是由三十多个富有具体情节或细节，人物对白或独白的短歌串联而成的。这种聪明才智的歌手经过调度、改造、再创作而组成的长歌，具有完整性、紧凑性，情节的开端、发展、变化、高潮、结局、脉络比较分明，表现出了民间歌手创作上的匠心。

　　《红娘子》长歌，大量运用了比兴、夸张、虚拟、想象、白描、重叠、对歌等艺术手法来叙事抒情，创造人物形象。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铺叙和描写的结合的铺描手法。歌中事物因铺描而具体，感情因铺描而深厚，性格因铺描而丰富，细节因铺描而形象，语言也因铺描而生动。

　　《红娘子》的艺术铺描，有数序铺描、时序铺描、空序铺描、方位处所铺描。“卖掉金銮宝殿如娶不成”中红娘子与皇帝的“十要”便是数序铺描的典范：“要娶我红娘不打紧，只要十样事情办得成；一要雪花晒干一斤半，二要珍珠串成洗脸盆，三要蚂蚁骨头打衣架，四要蚊子牙齿二斤整，五要蚂蝗骨头打牙床，六要蜻蜓翅膀做帐门，七要跳蚤脂油称四两，八要龙王胡子十八根，九要四大金刚垫床脚，十要玉皇大帝做媒人”。这是“十”数序之一，时序是用的“五更”与“十二月”为多，空序指的面朝“南、西、北、东”，大门朝“东、南、西、北”等，方位序指的是“前头、后头、左脚、右脚、左手、右手、摸上、摸下”等。除此还有时序空序相结合的铺描。《红娘子》长歌，运用了这种铺描手法，使她的人物性格和艺术形象更加丰富生动、光彩照人。

　　《红娘子》的艺术语言很有特色，表现了长歌语言的口语化、诗意化和抒情化，口语的形象性与抒情性达到和谐的统一。其人物抒情对白和独白往往妙语如珠，情语相粘。

　　《红娘子》语言的另一个特色是口语的主动性和风趣性相统一。红娘子个性鲜明，且是多重组合，既有她柔情、温顺、细腻、缠绵的一面，还有她活泼、俏皮、风趣、幽默的一面。例如对于死命纠缠的马公子，常常针锋相对，巧语相讥，或者是巧言相骂，或者是巧言相驳，不少巧语粘着刺语，俏皮粘着趣话，生动性与风趣性相结合。比较典型的是“不为狠来不为强”马公子与红娘子的对白。语言生动、尖刻、幽默、风趣。

　　《红娘子》的语言富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大量运用南通地区的谚语、俗语、歇后语和方言口语。这些语言经过歌手的精心创造，提炼成精美、光彩的文学语言，表现出了江海平原的风俗风情。

　　总的来看《红娘子》长歌的主要特征是：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又一位红娘子，而且她与李自成起义军中的红娘子都出现在同一历史背景下，都参与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李闯王造反军。其次是其具有鲜明的南通语言特色和艺术铺描与结构特色。再其次是红娘子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反映出了南通村姑的性格特质，有很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她既是中国红娘子第二，又是南通年轻女性第一，是一位典型的南通古代少女形象。

传承谱系及代表性人物

　　长歌《红娘子》可分为南通市郊区和如东县新林乡两个传承谱系。

　　《红娘子》叙事歌中“望江亭上放风筝”、“姐拨黄秧上沟西”、“我爱红娘爱得真”、“打起盘歌问后生”、“姐儿吃饭不定神”、“姐在房中绣荷包”、“借根线来借根针”、“不为狠来不为强”、“马家公子”、“十条水巾”、“手托香腮”、“棉花山歌”、“不报冤仇不甘心”、“耍皇帝”、“跟着闯王造反”、“山东驴子踢死通州马”等是由老歌手陈状姑娘(1893-1979年)口述的。陈氏时年68岁，娘家住姚港，附近（原临江村）姓沙，其弟沙川也是歌手，椐陈氏说，她和弟弟唱山歌都是跟舅舅和妈妈学的。约在1913年前后与黄泥山脚下的陈友桂结婚，生下三子一女，长子陈宝基，已过世；因过继给舅舅为养子，改名为沙子才，生有一女，名沙剑英，曾在姚港水泥厂工作。二子陈宝峰，生有六个子女。三子陈宝和，石匠，曾在南通市第二工程处工作，生有四个子女。小女儿陈连英，仍记得部分红娘子的山歌。

　　陈状姑娘从幼喜爱唱山歌，嗓子甜美动听，下田干活时常推为代表唱山歌。她演唱的代表性作品除长歌《红娘子》外还有：《盘歌》、《长工歌》、《红娘子是支花》等。群众称其为“山歌老太”，年轻时就被为当地的红娘子。很健谈，记忆力特强，肚里有唱不完的山歌。而且能想到什么唱什么，看到什么唱什么，很会即兴编山歌。若问她“你的山歌有多少？”她说：“从东山日出唱到月上西梢，我的山歌才开包，问我山歌的多少，十包八包拆给你瞟。”

　　陈状姑娘是长歌《红娘子》的主要演唱者，也是长歌《红娘子》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也是一位熟知口头创作技巧的民歌创作高手，此可谓南通市郊区谱系。

　　《红娘子》叙事歌中 “奉敬话（歌头）”、“问声郎哥几时来”、“五更五点进姐房”、“送郎送过十里墩”、“梳妆打扮探情郎”、“四十九天哭情郎”等是由老歌手缪二银口述的。他时年73岁，家住如东县新林乡，善唱山歌，原在内河船上行船，后失明，以卖唱为生，其演唱的“红娘子”可谓如东新林谱系。

　　以上两谱系后来无人继续传承，先后中断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长歌《红娘子》谱系在陈状姑娘、缪二银之前的情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和深入研究。海门县管剑阁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搜集的《红娘子本姓》，长达179行，地方特色突出，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其故事情节与内容同长歌《红娘子》不是一回事，但又是同一大谱系的同胞姐妹，同其他中、短篇《红娘子》一样，都属于南通红娘子文化体系。

　　主要价值

　　长歌《红娘子》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都认为认它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把它从歌手口头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民间文学研究家，中国俗文学学会主席，故事学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副社长，《红娘子》长歌作序者姜彬先生认为：《红娘子》的出版是在建造这座艺术宫殿里上了一块砖，并说红娘子且是一位山歌的祖师，传说中山歌是从她创始和传下来的。她是一个艺术典型，看来红娘子这个人物，有多方面开掘的意义。在吴语地区的长歌中，它不失为一颗闪跃着异彩的珍珠。著名文艺评稿家蓝翎先生在《人民日报》上以“又一位红娘子”为题，对长歌《红娘子》进行了论述说通州（即南通）《红娘子》与苏州《五姑娘》当是近亲，并说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妇女的骨气和爱情观，认为红娘子对皇上提出的允婚十条，真可以同杨八姐向皇帝提出的允婚条件相媲美。扬州大学教授李宁先生在《论南通民间长歌“红娘子”》中说，《红娘子》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显示了南通地区民歌特有的光彩，确实是我国民间长篇叙事诗歌中的珍品。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在他的《论中国民间说唱故事“红娘子”》（在日本出版）中高度评价了《红娘子》的语言特点和艺术价值。还有学者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红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