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海门山歌

历史沿革及分布情况

　　海门位于长江口北侧，由江口泥沙淤涨而成，唐代就有居民。公元958年设立了海门县，居民多因战乱、灾荒由中原辗转来此定居，人们在劳动生活中产生了早期的海门山歌。这在明代的海门县志中就有记载。后来，海门土地逐渐被江水坍没，县制于公元1672年撤销，沿海狭长地带归并通州。清代以后，海门土地又重新涨沙成陆，形成了大片新土，称为“沙地”。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又恢复了海门县建制，大批崇明和江南句容一带的居民纷纷前来垦植，成为新海界河以南的“沙地人”。于此同时，也带来了江南的方言习俗，带来了江南的山歌，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山歌又受海门当地社会生活、生产环境的影响，经过长期积累、发展、流传和加工，形成了独特的海门山歌。因此，海门山歌与江南民歌、崇明山歌一脉相承，是吴歌伸向苏北的一个分支。

　　海门山歌源远流长。始于明代，盛于清后期。真正串联成集，焕发光彩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其时，海门文化教育界的前辈管剑阁先生等一些知识分子置身于人民生活之中，从事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931年，他在上海大厦大学（今华东师大）学习时，与同学丁仲皋等一起，利用假期，深入田头和农户家中，采录了大量的海门山歌，并从中精选一百首，编辑成《江口情歌》，由大厦大学出版。立即引起当时文艺界的轰动，认为这是“三十年代歌坛罕见的珍品”。海门山歌也破天荒地由此走进了高等学府，登上了大雅之堂。解放后，海门山歌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得到长足发展， 1958年3月成立了海门山歌剧团，使海门山歌有了传承和发展的载体。

　　海门人民吃苦耐劳，随着早期海门人向苏北沿海地区的拓荒、迁徙，海门山歌也流传到了黄海沿线，传播的范围除了海门本土外，还包括启东、通州、崇明、张家港和盐城地区的沿海区域。一般来说，苏北沿海一带凡有沙地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海门山歌的流传。海门山歌剧团的演出市场也一般圈定在这个范围之中。

基本内容及艺术特征

　　海门山歌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歌颂劳动，表现人民对幸福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如《打夯山歌》、《淘米山歌》、《十二月劝夫勤种田》、《种田郎辛苦唱山歌》等。有歌唱美好爱情，表现对理想爱情执着追求的。如《郎姐有意缺条桥》、《宁到夫家去住滚龙厅》、《小阿姐看中摇船郎》等。此类内容的海门山歌最为丰富，数量也最多。反映出当时青年男女吐露心声，表达纯朴爱情的真挚情愫。也有对那些不爱劳动，游手好闲的人表示鄙视与轻蔑的情歌，这类情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海门农家女子崇尚劳动的传统美德和勤劳持家的择郎标准。还有体现劳动人民对爱情生活特有的审美观点的。多用美好而生动的比喻，生动而又谐趣。当然，也有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人民心怀不平抨击时政的山歌。还有大量反映社会物质存在，以对歌形式出现的叙事山歌等。

　　海门山歌从物质、精神、政治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当时、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语言生动、情趣盎然，其音乐清纯甜美，悠扬婉转。按其特征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抒情山歌，称为“短山歌”。这类山歌大多是人们在劳动中或休息时随口编唱的即兴山歌，歌词有四句六句或八句不等，句式以七字句为主，也有长达数十字的长句，内容大多反映劳动生活和男女爱情。如“远望江南一枝桑，弯枝绞绞在松江，桑枝盘盘络络九曲三湾伸到常熟县，常熟县里姣娘来采桑。”又如，“我真心跟你哪怕布衫裤子勿连牵，我无心结识哪怕金银百宝幢上天，夹棒头讨饭我情愿，我同你到东海东头东海滩头去种田。”不仅反映了海门人民当时的生活，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另一类是叙事山歌，称为“长山歌”。歌词长达数十句乃至数百句，歌中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如《摇船山歌》、《红娘子》等。

　　海门山歌在音乐的表达形式上有山歌调、对花调、佛祈调、游湖调等，很大一部分借用四季歌、十二月、十张台子、闹五更、红娘子、孟姜女、哭七七、香袋调进行演唱。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合唱等，.使用海门方言的韵白，很多用词来自于方言，唱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

传承关系及代表人物

　　海门山歌早期的传承只是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五四”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群众文化，从事民间文艺的调查和研究。1931年，海门学者管剑阁与同在上海大厦大学求学的丁仲皋，利用暑假一起搜集海门山歌编辑成《江口情歌》，由大厦大学出版。至此，海门山歌第一次有了规范的传承脚本。管剑阁、丁仲皋等在搜集海门山歌时，对每一字每一句都如实记录，可谓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海门山歌的原始面貌，为海门山歌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先导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1953年，海门县文联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作，并在四甲、三厂两地举行了民间歌舞会演。在这次演出中，农民山歌手赵树勋将叙事山歌《摇船郎》首次搬上舞台，反响十分热烈，后来这首山歌又在当年春节期间多次演唱。山歌作者陆行白以此为基础，将其改编成山歌小戏《淘米记》。1957年3月，《淘米记》首次进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歌舞会演，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了演员。1958年8月，海门山歌剧团成立。从此，海门山歌由单一的独唱、对唱、合唱形式演变成戏曲并形成一个新兴的剧种，海门山歌也从民间，从人们劳动时即兴哼唱的田间小调正式走向了舞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门山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海门县组织了首届山歌会唱，全县31个乡镇都推荐了歌手，此届会唱中《小阿姐看中摇船郎》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1982年春，该作品参加了华东二省一市的民歌巡回演出;1986年7月，青年演员宋卫香随南通民间艺术团将此歌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1996年，海门电视台又将其制成音乐专题片，在欧洲卫视播放。海门山歌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体，唱响了世界各地。

　　对海门山歌的传承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有两方面的代表性人物。

　　一是文字上的收集和整理者。民国期间，管剑阁等人用了两年时间，搜集、整理了1000多首海门山歌，并精选100首辑成《江口情歌》流传于世。解放后，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山歌作者：陆行白、俞适、梁学平、陆建平、邹仁岳等。不仅保留了海门山歌的原始风貌，还适当进行了创新和提高。

　　二是散布在民间的，数量众多的山歌手，他们是海门山歌的口头传承者。在海门农村，能唱百首以上山歌者并不鲜见。1978年，海门山歌集成普查中全县就发现了300多位民间山歌手，其中较为有名的有郁再相、张廷芳、周三姐、王爱琳、姜庭相、宋成礼、顾玉诗、赵树勋等，年轻一代中，有钱志芳和海门山歌剧团的宋卫香等。

主要价值

　　山歌艺术与作家艺术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与生产劳动、人民生活以及民俗民风、社会斗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海门山歌与其他的民间文艺一样，都是一种立体的、活动的民间文化，她的重要价值体现在：

　　1、实用价值。海门山歌是海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不断创造、继承、发展、锤炼起来的，是人民群众劳动、生活和内心世界的真实表露，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海门人民精神升华的结晶。许多时候，山歌和号子成了劳动动作的组织者。如《打夯号子》、《打麦号子》等，它起了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的作用。日常生活中，海门山歌是很好的娱乐形式，人们在快乐时要唱，痛苦时也唱。小伙子们在劳动疲惫时哼上几句，或干脆放开喉咙发泄一下;姑娘们在做针线活时，轻声哼唱，以山歌互相打趣，诉说心里的爱慕之情，控诉对封建婚姻的不满;老年人打纸牌时，偶尔也会哼上几句，尽管带着几分粗俗，但调儿俏皮逗人;农村里谁家死了人，也要请山歌手“哭七七”，用歌声送死者踏上黄泉路，那长长的山歌，凄婉动人的声调，反映出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之情。

　　2、审美价值。海门山歌内容丰富多彩，真实地反映了海门美丽的自然风光，朴实的民俗风情，多彩的生活情趣，是研究海门民俗文化的珍贵资料。特别是语言上的直白，方言韵脚的运用，形象恰当的比喻，清新朴素的风格，使其成为真正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瑰宝，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3、社会价值。海门山歌源于江南吴歌。从海门山歌中可以看到时世的变迁和吴文化在江北地区延伸的轨迹。海门山歌传递了特定时代劳动人民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是研究海门历史的宝贵史料。

　　4、艺术价值。海门山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艺术欣赏价值。如《小阿姐看中摇船郎》，歌词中描写的摇船郎“头上戴（仔）圆顶草帽，裤子里系（仔）黄布汗巾，脚上穿（仔）关经蒲鞋，脚踏平板，手摇舵把，就像独龙下水，弯吱叽格，摇到我山弯里哎。”把一摇船郎的人物形象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如此生动的作品在海门山歌中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海门山歌中夸张的艺术手法令人叫绝。如“喇哈巴出扇（翅膀）飞东海，小田鸡（青蛙）出角削杀人”，“问我山歌有多少，一朵浪花一首歌”，“我唱山歌不算多，一塌刮仔十三车子九淘箩，一推推到皇宫后头仙桥上，压断仙桥氽满词”等。海门山歌是扎根于海门人民心头的歌，是勤劳善良的海门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感情深刻而真挚，艺术表现鲜明而生动，是民间歌谣中极其精美的诗篇。